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州),清朝及中华民国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

20世纪初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35年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旱獭在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保密期为50年,此消息2007年才在诺贝尔基金会网站上披露。尽管当时他有英国侨民身份,但在诺贝尔奖候选人表中,其“Country”(国家)一栏是“CHINA”(中国)。伍连德是华人世界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也是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

1879年3月10日,伍连德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是华侨黄乃裳的女婿。1896年到1899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研究传染病及细菌学。1899年至1902年,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成为该医院第一位华人实习生。后来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行实习、研究。1903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回到马来西亚开办诊所,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研究热带病。

1907年,伍连德应邀到英国伦敦参加神学博士文英兰主持的禁鸦片烟会议。同年,应清朝直隶总督袁世凯聘请,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即副校长职)

 

伍连德抗击鼠疫

1910年12月,东北大鼠疫爆发,清朝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调查并开展防治工作。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率助手即陆军医学堂高年级学生林家瑞到达疫区中心哈尔滨,领导防治工作,在四个月之内控制了疫情。1911年初,他在哈尔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鼠疫研究所。1911年,因功勋卓著,获赏医科进士。

1911年4月3日至4月28日,11个国家的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伍连德博士担任会议主席。与会中外专家建议清朝政府在东三省设立永久性防疫机构,以防止瘟疫重来。

防疫与医学

1912年,伍连德获中华民国聘请为大总统侍从医官。同年,在哈尔滨筹建北满防疫处及附属医院。1912年10月1日,北满防疫处成立,总部(总医院)设在哈尔滨,伍连德任总医官。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

1916年,防疫处名称改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

1915年,伍连德和颜福庆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创刊《中华医学杂志》,伍连德任中华医学会书记并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18年,任北京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北京中央医院(今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北京中央医院是由伍连德倡设,除北京政府财政部拨款外,大部分经费由募集得来,院址位于阜成市场(位于阜成门内大街,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分院所在地),1918年1月27日开院,伍连德任第一任院长。1919年1月,代表北京政府外交部赴上海监督焚烧鸦片。伍连德先后获上海圣约翰大学、香港大学、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

伍连德先后领导防疫工作,控制了1917年绥远鼠疫、1919年哈尔滨霍乱、1920年中国东北鼠疫、1932年上海霍乱。

1922年,伍连德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创办东北陆军医院。

1926年9月9日,创办滨江医学专科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任首任校长。这是中国东北地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医学高校。

1927年,获国际联盟卫生处聘为该处中国委员,并授鼠疫专家称号。在伍连德的倡导和推动下,1929年末,中国与国际联盟卫生处达成协议,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并于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派伍连德任该处第一任总监兼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伍连德辞去在东北的职务南下。其间曾被日军指为间谍,拘留在沈阳,后经英国领事斡旋保释,南下赴上海就任全国海港检疫总监。

1937年4月,任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会长。

返回家乡

1937年日本攻占上海之后,伍连德到香港。1946年返回英属马来亚,此后在吉隆坡创办了吉隆坡医学研究中心。

1947年,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

1951年,伍连德将其位于北京市东堂子胡同的住宅捐给中华医学会。

1959年出版的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伍连德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逝世,享年82岁。

《泰晤士报》评论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没有比他留给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了……”

《英国医学周刊》的悼词称:“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永远感激他。”

伍连德先后主持创办的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计20所,还创办有滨江医学专科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伍连德还组织或参与了中华医学会、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科学社等等组织。

伍连德身后

1965年,伍连德、王吉民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1932年上海出版)被选为批判“封资修”和“崇洋媚外”的对象,成为批判材料,这是因为当时认为该书对中医的认识有错误。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的马堪温、蔡景峰承担该书的翻译任务。该书译好后,温格爆发,诸位领导无暇过问,这个中译本仅印刷了15本,原计划的批判自然也没进行。

199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接到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来信,查询其创始人之一伍连德的资料。时任中国微生物学会代秘书长的程光胜对伍连德一无所知,他查阅资料后发现伍连德已经很少在中文出版物中出现。

1996年,伍连德之女伍玉玲来到哈尔滨,这是伍玉玲的出生地。哈尔滨医科大学和黑龙江省政协接待了伍玉玲,时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心血管教授傅世英会见了伍玉玲,获伍玉玲赠送一本《回忆伍连德博士——鼠疫斗士》画册。该画册使对伍连德了解甚少的傅世英受到感动。

1998年,经傅世英等人组织,哈尔滨医科大学老校友共29人联名向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提交建议书,建议在滨江医院旧址建立一所伍连德纪念馆。该建议获当年哈尔滨市人民建议征集活动特别奖。

1998年12月16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该旧址为哈尔滨市文物保护建筑。1999年1月,列为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3月10日,哈尔滨医科大学举行伍连德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

1999年3月13日,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举行纪念我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2001年9月8日,哈尔滨医科大学75周年校庆之际,哈尔滨医科大学在校本部设立伍连德纪念室,并在图书馆前树立伍连德铜像。[7]

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公众关注烈性传染病。程光胜应《中国教育报》的邀请,撰写了介绍伍连德及其在东北防治鼠疫的文章。这是半个世纪来伍连德首次在大众媒体上出现。此后,中国各界对伍连德的关注升温,伍连德的知名度逐渐上升。对伍连德的纪念也在各地出现。

2008年9月8日,哈尔滨医科大学主办、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办的伍连德纪念馆在哈尔滨开馆。[7]

伍连德的著作

《中国医史》

《鼠疫概论》

《霍乱概论》

纪念伍连德

伍连德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4、6号,2009年被列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伍连德纪念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保障街140号,为原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旧址。2008年由哈尔滨医科大学出资建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伍连德纪念医院: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保障街142号。

关于伍连德的作品

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ISBN:9787533446536

礼露,发现伍连德:诺贝尔奖候选人华人第一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以下是内容来自澎湃新闻-李清晨2015-10-12---

2015年之于世界医学史不过是一个寻常年份,但于中国医学界却因为两件事而变得格外值得纪念。

其一,这一年是中华医学会成立100周年,其二,屠呦呦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实现了中国本土科学家诺奖零的突破。屠的获奖,国内科学界一片沸腾,民间亦热议不断,更有熟知国内医学掌故的医史研究者例数此前中国可堪诺奖级别的科学家,比如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的汤飞凡和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伍连德。

伍连德和汤飞凡

伍连德(左)、汤飞凡(右)

伍连德:80年前,中国走近诺奖的第一人

一百年前,伍连德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次年在第一届全国会议上伍连德当选会长并连任两届,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成为中国历史上走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不过,中国医学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并非始自一百年前中华医学会的成立,事实上西医东传的历史还要更早一些,但中国医学界第一次令世界刮目相看,无疑始自伍连德。

让伍连德在国际医学界声名大振的舞台是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议。那是1911年,已经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大清国,居然还召开了一次如此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11个国家的专家来参会,由于伍连德在狙击东北鼠疫上一战成名,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大会主席。对此,日本人稍有不服,想让北里柴三郎任大会主席,由于其他与会专家的反对,北里心有不甘也只能屈居副主席。是什么样的成就让伍连德享有这样高的威望?简言之,伍连德应用当时的医学知识拯救了一座城市。

由于历史的原因,伍连德扑灭东北鼠疫的事迹在数年前,还不太为人所知,直到2007年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出版,才在民间掀起一股伍连德热。随后又有著名作家迟子建的小说《白雪乌鸦》以及温兆伦主演的电视剧《浴火危城》,这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伍连德。

国士无双伍连德

《国士无双伍连德》

伍连德的事迹中,最常被提及的是其在防疫方面的功勋。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他被提名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资格,这是伍连德一生中最为人瞩目的功绩,其实他还有一行为也许至今不被很多中国人接受和理解——废除中医的初步尝试。

通常医学史界普遍将1913年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年废除旧医案和1950年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的提出,作为近代三次中西医论争的标志。2006年随着张功耀“告别中医论”一出,又兼方舟子等人积极参与,遂引发中医存废问题的新世纪大论战。与前三次自上而下的批判不同,第四次中医批判由于有众多网友的参与,呈现出一种鲜明的自觉启蒙特点。这一场论战持续至今,直到屠获诺奖,又让这一火热的论争再起波澜。

其实这一场论争早在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之前的两年(即1911年)就已经开始了,而这一次论战的缘起,正和伍连德在东北狙击鼠疫有关。

防疫的办公室

1911年,哈尔滨停业的客栈、学校等被用来当作防疫的办公室、消毒室和病房。

“狗屁猫尿”如何防治鼠疫:中西医的首次论战

1910年鼠疫来袭,由伍连德主导的新医防疫方式乘着近代文明之风,在官方主持下冲击着国人的生活,旧医在民间的诊疗活动因与新医防疫方式格格不入,遂遭到新学派的指责和嘲讽,《大公报》首先发难,抨击旧医妄传方药、任意错置。最具“观赏性”的当属狗屁猫尿一战。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华字汇报》转录了一个奇方:

“鼠疫之毒焰,闽省最甚……而东奉省亦多闻,向传用熊胆、蚺蛇胆可治,唯此两种药料价贵而货少真,以致患病者投之十不一效,药石无灵,时医束手,每恨岐黄之不留妙方于医界。兹有普济子邮寄一方,谓用猫胆一个,暖酒冲服,立愈,盖胆能散郁去毒,猫鼠相克,而人以生方亦奇矣。”

鼠疫来袭时,这个方子传到了天津,不知怎地就传成了猫尿。《大公报》最初的几篇讨伐文章就与这个方子有关:

“自近日鼠疫发现,中外名医士百方研究,几于才智俱穷。不意天津医生竟能不假思索,发明许多奇妙方法,其中最奇妙者莫如猫尿一种。解者曰,医者意也,鼠本畏猫,故以猫尿治鼠疫,其效必神。不知猫食鼠者也,腹中既有死鼠,尿中岂无瘟虫?是研究尚未入细也。且以相克之理言之,则鼠固畏猫,猫亦畏狗,若取演进之义,与其用猫尿不如用狗屁。”

旧医不认可细菌,其能治瘟疫的说法在具体可证的显微镜下失去了可靠性,是以新学派这些人抨击起旧医来矛头明确而犀利,言语间极尽讽刺之能事,旧医界自不甘受辱,遂奋笔还击。而后北京的旁观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西医对瘟疫也治不了,《大公报》又何必为同样无能的西医张目呢?第三方的介入,使论战犹如火上浇油愈燃愈炽,此后双方主将开始单挑式笔战,捉对厮杀,最后发展为激将打赌:

“自东三省防疫事起,西医之前往疫地者,前者方扑后者又登,大有奋不顾身之概,而我国医生平时最会说古方,讲大话……及以重金招往疫地,迄无一应者,岂西医不爱命华医不爱钱乎?曰,此非不爱钱,爱命胜于爱钱也,此即华医之特色处。”

面对《大公报》的激将,中医的回应是:“应与不应,各有各的自由!”

后来又有长春来天津的中医张聪彝在《大公报》煽风点火:“试问鼠疫致死一霎那之顷,以吾国医药之迂缓,而谓能立刻奏效乎?如曰能也,二三君子何不束装赴奉一试其技,而乃于此间饶舌乎?”当时被誉为北京三大良医之一的丁子良受不了这个讥讽,遂负气声称:“三五日内商议妥恰,即可见诸实行。”张聪彝则针锋相对:“还是算了,你又不识鼠疫,去了也是送死,不如留着老命提高医术要紧。”这一场论战由于和事佬的调停,最终不了了之,但中医渐居弱势,几已成定局。

 

伍连德为何提倡废除中医

对伍连德在东北防疫之事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为这些不受激将的中医感到庆幸,幸亏这些中医没去,否则真是九死一生。

在伍连德率领防疫人员在哈尔滨第一次荡平疫氛之后,总结参与防疫人员的死亡人数发现,防疫人员2943人,死于鼠疫者297人,死亡率是10%;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救护车司机150人,死亡69人,死亡率45%;其次就是当地中医,9人中有4人死于鼠疫,达44.4%;死亡率最低的是医学堂的学生,29人死亡1人,死亡率是3.5%;有从业资格的医师(这在当时可都是全国的精英)20人,死亡1人……

伍连德认为,中医对鼠疫的病因普遍认识不清,诊查时经常面对着不断咳嗽的病人,尽管接连不断的感染实例已经让他们见识了疫情的可怕,需要采取极为谨慎的预防措施,但他们还是不戴任何防护口罩。在长春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西医很少,在鼠疫的大流行中,旧医的生意特别兴隆,其后果是登记在案的31位执业中医中,17人死于鼠疫(约54%)。

很显然,受过近代训练的新医学医务人员在这场鼠疫大流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经受住了考验,而后清廷对他们的关怀又大大促进了全中国科学化的医学实践。

伍连德为何提倡废除中医

伍连德(前排左三)与他的抗击瘟疫组成员

必须承认,那些追随伍连德去做防疫工作且殉职的旧医,虽无妙术,却不乏仁爱与勇气,他们在危险面前勇赴国难,值得后人缅怀,但有些拖后腿的旧医就另当别论了。

当时有一些不知深浅的旧医,疯狂诋毁伍连德的防疫工作,屡屡欺骗民众,吹牛说他们能治愈鼠疫。要知道旧医其实是没能力诊断鼠疫的。每当有发烧并咳嗽的病人前来求诊时,他们总是说预后良好,并将诊金装入腰包,如果这个病人得的根本不是鼠疫,而是某种自限性疾病(疾病发展到某种程度后自动停止,逐渐恢复痊愈,如伤风感冒、水痘),病人当然会康复,这就有的可吹了。如果这个旧医倒霉,遇到了真正的鼠疫患者,那结果就是医患两人双双毙命。在今天哈尔滨道外区傅家甸一地,当时就有7名旧医死亡。其中有一位自称是当地医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他的老婆因为害怕家人被隔离,居然将他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

针对当时的鼠疫,新医在治疗方面也无良策,但毕竟有效的防疫措施阻遏了鼠疫的蔓延。可就在那个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乱世,牙缝里挤出来的防疫专款,旧医也要分一杯羹。伍连德负责防疫机构的经费预算,对每一笔款项都有详细说明,唯恐因为经费不足误了大事。

伍连德和同事在户外开展瘟疫实验

1921年,伍连德(左)和同事在户外开展瘟疫实验。

在1921年,也就是鼠疫死灰复燃第二次袭击东北时,有个很有影响的旧医团体,不知道怎么巧舌如簧地说服了道尹,由政府出资4000元,设立了一所鼠疫病房,采用中医疗法。这所病房于当年4月1日开张,由12位中医负责,每位每月薪资100元,应其所请,伍连德他们将10位已确诊的病人于4月1日至4日送去医治,结果全部病亡。4月5日这些不知深浅的家伙告饶了:别送病人了,我们治不了……这短短的5天之内4000元就打了水漂。

伍连德的首次防疫工作获得成功后,他准确地预料到了鼠疫再次流行的可能,积极着手组建现代化防疫机构,在鼠疫第二次来袭时,流行的范围很小,自此,鼠疫再也没有在东北肆虐过。

1911年4月,也就是在伍连德第一次成功狙击鼠疫之后,在奉天召开的鼠疫大会,他成了绝对的主角,天下扬名。也正是由于这一次与鼠疫的遭遇战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让伍连德深深意识到在中国改革旧医的现实迫切性,他在自传中写道:

“人们已经看到1910-1911年鼠疫大流行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医师取得了值得称赞的业绩,因而开始是清政府,后来是民国政府都郑重地尝试改革上千年的旧医体制,正式承认新体系最有利于国家的需要。”

傅家甸内成立的滨江防疫疑似病院

1911年,抗击鼠疫时,在傅家甸内成立的滨江防疫疑似病院。

在1929年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阵容强大的委员们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而伍连德正是这18位医界领导人之一。伍连德认为“虽然古老的中医文献存在某些带有进步性质的理念,但诸多因素已促成其功效与创新日渐式微,旧医愈加衰朽,犹如中世纪的欧洲,对古代信仰和传统的过度尊崇,成了继续进步的绊脚石。”

伍连德的一生,举凡创建医学会,东北狙击鼠疫,建立检疫制度,推进医学教育等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唯有参与废除旧医这一事,未能达成所愿,甚至直到他倡议创建的中华医学会成立后的第100年,在中国取得医学诺奖零突破的2015年,有关中医的论争居然仍在继续,倘若这位国士在天有灵,恐怕也只能徒叹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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